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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書心得--文化社會學的實踐

文化研究、文化的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

  相對於「文化」概念的分歧,不同學術脈絡也從各自角度來解讀文化現象。一般而言,文化研究(cultural study)是以詮釋學來分析文化客體的意義,霍爾(Stuart Hall)就曾發現電視內容隱含了一種「指涉式」(inferential)的種族主義,這種論述雖不是「公開直接」的排外體系,仍會「暗示」種族偏見的觀念。艾多斯以《洛杉磯時報》為例,指出該報專欄曾提到白人男性不想讓黑人服務員「碰到他的襪子」以及旁觀的白人女性讀者感到十分「震驚」之故事,其實隱含這種歧視行為只是「個別事件」、是「異例」的意涵,因為這則故事正暗示「黑人現不就擁有銷售員的工作嗎?」,還有「白人女性一點也不擔心被黑人污染啊!」。
  另一種文化的社會學(sociology of culture)則關注於文化客體的生產過程和結構,包括文化背後潛藏之組織、科層體制與政治經濟過程,如同皮特森(Richard Peterson)檢視了市場變遷對於鄉村音樂的影響,我們也可將此類研究對比於重視市場力量的政治經濟學。然而,從詮釋學的觀點看來,「文化的社會學」僅重視文化的生產,而忽略了文化客體本身。
  艾多斯眼中的文化社會學(cultural sociology)兼容並蓄上述兩種分析取徑,不但重視文化客體的意義,也清楚地認知文化生產背後的生產過程和結構之重要性,且採用系統性的論述分析法、民族誌研究、訪談法、社會歷史分析以爬梳複雜的文化與社會領域,這正是本書認同的方法論立場。


宗教與意識形態

 

  本書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,不但可說明用既有社會理論來解釋文化現象的侷限性,甚至也挑戰了古典社會學理論奠基者:韋伯的論點。韋伯曾經宣稱,一旦資本主義體系運作,其結構就會讓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顯得不合時宜,此係資本主義成為了「牢籠」(iron cage),然而,美國卻是現今西方工業化國家中宗教氣息最濃之處,這是為什麼?
  史密斯(Christian Smith)認為,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意象並非「牢籠」,反而較接近珊瑚礁生態系統,充滿著大量複雜的生命形式,各自佔據適當位置而共存,「珊瑚生態不是更能適切地描述紐約的社會文化結構?」,這種觀察正能回答美國為何是最「世俗」的,也是最具有「宗教意味」的國家。特雅肯(Edward Tiryakian)也主張,現代性有三項根本的「超文化」(metacultures):「基督教」、「諾斯底主義」(Gnostic,透過尋找宇宙中潛藏真理的神聖知識,以獲得救贖)以及「崇尼克」(Chthonic,亦即異教徒),它們會激烈地競爭以爭取發展空間、追隨者及制度的建立。
  本書作者提到,韋伯若將多元的歷史研究法來分析當代社會,就會發現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以新面貌而延續;因此,新一代基督教(例如:摩門教)得以在美國蓬勃發展,就是同時融合現代習性(例如:創新、自律的精神)以及經濟運作(例如:創立「波里尼西亞文化中心」)這兩項因素。


媒體與流行文化

 

  大眾媒體的蓬勃發展,是現代社會的最顯著特色之一,世界各地的人們透過經歷儀式性媒體事件,也被共同凝聚至一個神聖時空中。像是世界杯足球賽、黛妃之死這類的媒體事件,都獲取了廣大群眾的關注,並引起集體的興奮、歡騰或悲痛。
  然而,霍克海默、阿多諾、馬庫斯等新馬學者主張,儀式性媒體事件並非立基於享有神聖集體意識之大眾,而是受少數菁英所形塑;多數人皆非自願性投入於媒體事件,不過是被動的消費者與觀看者,就像第一次登陸月球的景象便是由美國太空總署、政府及媒體產業所創造,也就是他們共同決定觀眾「將看到什麼」的界限。此外,文化事件也會受到階級、權力等結構的制約。
  法蘭克福學派強調媒體以幻覺取代了真實,本書作者則表示此說法並未道盡現代媒體文化的特色。以後現代主義者為例,他們認為真實與幻覺之間再也沒有清楚的分野;正如布希亞所言,「擬仿」(simulation)已取代了真實,真實與符號之間的辯證關係已分崩離析,或說「真實已死」。看看國內綜藝、新聞節目中各種真假難辨的「模擬演出」,不正是一種超真實(hyper-reality)的融合?


方法論的探討:自然主義探究法與論述分析


  讓我們回顧先前提過的三種文化定義:文化作為「高級文化」、「生活的總體」及「共享意義的體系」。近來研究者已較少將文化視為一種高級文化,而多透過自然主義探究法(naturalistic inquiry) 來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,或以論述分析(discourse analysis)爬梳人們行動之中與背後的象徵體系。
  處理「文化」最古老、也最為人所熟知的方法為民族誌學(ethnography),部份分析者是以自然主義指涉此類研究,此係這類研究的基本預設為:研究者要在未經操縱的「自然」環境之中進行長時間的觀察。帕克(Robert Park)等學者就鼓勵學生研究「外來的」都市次文化,例如計程車舞孃、都市黑幫成員及遊民。然而,有別於民族誌研究者試圖充分融入於研究社群之中,俗民方法論(ethnomethodology)則強調必須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,才能夠「確實掌握日常真實是如何被體驗與傳遞」。
  自然主義式的探究在過去備受重視,近年來,論述分析也在社會、人文學科中漸受歡迎,此研究取徑是針對「論述」的內容進行分析,包括了量化的內容分析(content analysis)與抽象象徵的詮釋性分析(interpretive analysis)。以傳播領域而言,葛伯納(George Gerbner)與同僚建立「電視暴力內容分析」之標準,而發現電視內容常出現「暴力互動」(violent interactions)。此外,瑞寇(Lana Rakow)與克拉尼奇(Kimberlie Kranich)除了統計女性在三大電視網晚間新聞作為訊息提供者的次數,也對其中四十六則報導進行細節分析,而發現女性並未在新聞報導中主動發聲,而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符號。
  本書所標舉的研究取徑:整全性文化社會學,就是在不忽略個人日常生活經驗與整體象徵體系之下,同時採用數種不同方法以理解並解釋複雜的文化與社會現象。艾多斯認為,透過多元方法的應用,有助於形構一種詮釋學研究取徑,而讓研究者在文化的「部份」與「整體」之間不斷進行詮釋性往返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韋伯文化編輯  丘忠融 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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